新华社记者　许晓青　李建敏　肖思思

    当“中国工人”以一个群体形象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年度人物榜时，３１岁的肖红霞在太平洋另一头的深圳市依然过着平凡而忙碌的务工生活。她告诉记者，自己就是四名女工合影照片中的左起第一人。

    肖红霞和她的工友是中国这个庞大“世界工厂”的“螺丝钉”。在中国，因为户籍制度的限制，他们尚未获得与城市居民完全相同的身份，因而被称为农民工。金融海啸来袭时，中国制造的平价商品依然是西方家庭的生活必需。中国成功“保八”及其对世界经济复苏产生的积极影响，令中国农民工形象在国际视野中更加亮眼。

    但是，这个超过２亿人的群体正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随着农民工的第二代在城市边缘长大成人，农民工问题早已不是一个孤立的经济问题，它延伸至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众多神经末梢，成为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诸多疑难杂症的复合体。当出生于上世纪９０年代前后的一代人进入务工年龄，中国不得不直面“农民工２．０时代”的到来。

    此次中国两会期间，“新生代农民工”引发热议。来自上海的农民工代表朱雪芹说：“农民工子女教育事关长远，这几乎成为最操心的事。”远在深圳的肖红霞，两会期间发短信告诉记者：“我７岁的儿子正在深圳上学，教育费用对我们而言很高，但愿他能成才。”

    “作为家长，一定不希望自己的第二代依然是农民工。在城市出生的二代，他们对土地没有依恋，有的从未到过乡村，而身为父母的我们又太过繁忙，没有充裕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二代人疏于交流，且缺乏学校教育，对‘新生代’而言，未来将酿成社会问题。”朱雪芹不无担忧。

    长期关注农民工问题的学者、广州大学教授谢建社也有着相同的忧虑。他说：“新生代农民工是有‘梦’的一代，他们对城镇的认同要远远大于对农村的认同。他们迫切想融入城镇，但又很难逾越横亘在面前的制度、文化之墙；退回农村，却当不了合格的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