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案件呈多发趋势的原因

多年来，广东省检察机关依法履行职责，坚持不懈地惩治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积极推进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精力不松，力度不减，各项工作逐年都有新的进展。但是，从近年来查办的案件来看，大要案总数居高不下，涉案金额逐年攀升，窝案串案愈发普遍，贪污贿赂案件总体上仍呈多发高发趋势，腐败现象并未得到根本遏制。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十分复杂，根据对我省近年来相关案件的分析，可以从主观因素、机制因素和惩罚因素等方面进行初步的分析。

（一）主观因素

根据马克思唯物主义的观点，内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关键因素，主观因素在腐败案件中的作用不可不察。

1．趋利心态。趋利性是人主观心态的本质属性之一，随着一个人能力的提高、权力的扩大，这种趋利的欲望也逐渐膨胀。在正常情况下，这种欲望受到习惯、道德、良心、法律的约束，每当人们试图去放纵自己的欲望的时候，习惯、道德、良心、法律便成为阻止内心的欲念膨胀的障碍。但是，当欲望膨胀到一定程度时，它就会冲破一道道关隘。而权力便是欲望的催化剂，权力越大对人的这种趋利欲望的刺激就越大，越容易冲破各种约束。从这几年查获的案件来看，许多犯罪人受过良好的教育，在常态下，伦理道德、日常规范对其有良好的约束作用，一旦其身居高位，权力便放大了人们内心的欲望，再加上放松对自己世界观的强化和改造，内心的趋利本性便很容易冲破法律的约束，走向犯罪道路。原广东省交通厅副厅长李向雷受贿案中，李向雷向办案人员忏悔道：“由于自己追求生活安逸和享受，不重视学习，在金钱面前抵制不住诱惑，终于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

2．心理失衡。心理的失衡是犯罪产生的内在动力之一，心理一旦失衡，会产生内在的畸型需求，在这种需求的支配下，会产生犯罪的意念、动机，进而实施犯罪的行为。有些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出身比较清贫，在读书、工作的各个阶段都经历过许多磨难。在刚参加工作时，懂得生活的艰辛，对工作尽职尽责，表现出色，在工作岗位上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因而得到了组织的肯定和信任，并被委以重任。但是，随着位置的变化，社会交往面的不断扩大，他们发现与一些外商、企业高管相比，他们的薪金甚微。因此，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逐渐发生变化，认为自己为国家、集体付出了许多，但收入差距巨大，产生“相对被剥削感”，并由此引发不平衡、不安定的思想情绪。这一社会心理在一定的条件下激化、扭曲成为当前贪污贿赂犯罪的诱因。在原深圳市罗湖区副区长戴飞欧受贿案中，他就道出了自己这样的心理：“他们的生活方式远远高于你很多，那么心理确确实实产生一种不平衡，或者叫不平静，以致在工作中收了不该收的钱，办了不该办的事”。

3．拜金思想。近年来，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极大丰富，但精神文化建设却未及时跟上。广东身处改革开放前沿，欧美和港澳地区一些追求“奢华”、“品位”、“档次”的生活方式对部分国家工作人员影响很大，极少数的国家工作人员受此影响产生了“一切向钱看”的拜金主义思想，他们把“金钱至上”、“有钱能使鬼推磨”作为自己的人生信条。当这些人的头脑充满了拜金主义思想，并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时，就会产生强烈的金钱欲，就会置国家法律、法规不顾，不惜牺牲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大肆进行贪污、受贿等职务犯罪活动。在清远市职业技术学院张庆军贪污案中，张庆军看到有钱老板养尊处优，经常出入高档消费的娱乐场所，心里总有说不出的失落感，并心生羡慕，向往老板们花天酒地，挥金如土的生活。于是对有钱人良莠不分，从鄙视到羡慕，进而发展到主动巴结，并把目光投向自己经管的财物，以此作为获取物质享受的筹码。最后，他利用工作之便，多次把其管理的电脑的CPU、内存、主办等配件拆卸下来出卖，牟利28万余元。

这些主观因素的形成并最终导致犯罪行为的发生，最根本的原因是一些党员领导干部经不起改革开放的考验，经不起各种利益的诱惑，放弃了对主观世界的改造，人生观、价值观扭曲，丧失了对外界不良现象的分辨力和抵抗力，进而走上了犯罪道路，应该说这是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发生的重要因素，也是当前遏制犯罪发生的难点。

（二）机制因素

1．经济制度转轨带来的影响。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换过程中，各种政策、法律、法规尚未完全形成体系，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管理制度、监督机制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建立和完善起来，行政行为、企业行为、市场行为不可能在短时期内达到运作成熟化的要求，每个市场主体的竞争行为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得到全面有效地规范。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体制双轨、转型所造成的制度缺位，造成了许多方面界限不明，使得一些行政行为、企业行为、市场行为处于不稳定状态。这种体制转换的特殊时期，为腐败现象滋生蔓延提供了土壤和条件、留下了大量的寻租空间。如在城镇工程建设方面，近年来国家加大了对固定资产投资的投入，城市公共设施、单位各项建筑工程不断加快，这些工程具有资金投入大、环节多的特点，一项工程建设项目往往要经过项目立项、审批、规划设计、招投标、材料设备采购、工程监理与验收、资金结算与支付等环节，每一个环节都可能涉及行政审批、资金流动、商品交易等内容，而相应的规章制度对于这些内容规定的却不够健全，容易引发权钱交易现象。在广州财政投资评审中心潘某受贿案中，潘某就是利用负责土地开发工程款评审和控制评审进度的职务便利，在对多个建设项目进行开发费用审核、工程结算评审过程中收受贿赂。另外，在涉农职务犯罪领域，通过近年来查办的涉农案件发现，新农村建设的体制、机制不健全、不规范是产生涉农职务犯罪的重要原因。在经济转轨、结构调整大形势下，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新旧体制并存，上级逐渐放权，然而政务公开等规范体系和监督机制不健全，一些基层干部在落实支农惠农补贴款的过程中搞暗箱操作，虚报数据，从中侵吞国家农业资金。在检察机关查处的许多涉农职务犯罪案件中，都存在基层干部利用制度不完善，弄虚作假、不进行公示,逃避人民群众的监督，以骗取国家强农惠农资金的行为。

2．法律制度滞后带来的影响。法律是调整社会关系的规范，社会关系则蕴含于社会现象之中。法律作为调整社会关系的规范，总是滞后于社会现象而制定，它归纳已有的种种社会现象制定法律。由于法律的这种滞后性，社会转型期出现的许多种社会现象都没有相应的法律予以规制，出现了法规空白。如在国土管理机关，由于缺乏细化的法律法规，国土机关的权限以及做出审批的时间等方面都无明确规定。对经济主体而言，时间就是金钱，一些行政行为相对人为了尽快获取较高的经济补偿，利用法律漏洞，通过行贿该系统的官员来牟取利益。如广州土地开发中心主任林卫辉在任职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为房地产开发公司在分期交付土地出让金、延期交付用地补地价、扣减建筑面积地价等方面牟取利益，从中收受贿赂。在上述的各个环节中均没有明确的行政期限和行政规定，因而使得犯罪得以滋生。又如广州市番禺区小虎麻虾种苗场场主李就科，因其虾苗场被征用，为了达到提高征地补偿费的目的，向国土管理机关人员行贿148万元。诸多的法规空白给腐败分子有了可乘之机，一些人公开宣扬：“法律允许的积极干，法律不明确的抓紧干，法律不允许的变通干”。从办案实践来看，许多经济犯罪分子在实施犯罪过程中，确实都在寻找法律的空子。原深圳市沙头角副食品公司经理陈超贪污、私分国有资产一案，他为了私分152.45万元的公款，先后两次在公司领导会上讨论私分公款事宜，参加讨论的其余领导都分别按陈超事前打招呼的意思附和。案发后陈超把责任推到集体领导上，以逃避法律追究。

3．监督制度不力。目前，我国已建立起一套多层次、多形式的对权力运作的监督体系。这一体系包括权力机关的监督、司法机关的监督、党内的监督、民主党派的监督、人民群众的监督和社会舆论的监督等。从理论上讲，这一监督体系已相当完备，然而在实践中，监督效果却不尽如人意。

首先，民主监督缺乏法律制度保障。我国宪法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虽有一些法律制度有关于群众监督的分散规定，但迄今也是没有一部关于民主监督的法律法规。一些部门在行政管理、行政支出、职责履行、人事调整等方面缺乏科学的、具有足够透明度的、能够及时反映民意的制度保证。

其次，内部党的监督和群众监督在一些部门流于形式。我国经历了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具有很强的人治传统和思维惯性，虽然我国的法治得到了长足的进步，但“人治”观念在我们的工作、生活中仍根深蒂固。个别领导干部在工作中凌驾于组织和法律之上，尤其是“一把手”在单位中往往“一言九鼎’，无人敢于向其提出不同意见。单位的规章制度只能针对一般工作人员发挥作用，对于某些一把手往往只是摆设。在查获的江门市新会区副区长赵某贪污一案中，赵某利用主管公路交通系统人、财、物的职务之便，随意指使其下属交通局局长伍某某、副局长张某某等人，分别利用这些人主管公路工程、公路补助专项资金的权限，通过虚构或虚增工程款、编造申请款项报告等手段，大肆侵吞公款，而这些款项的来源、具体数额以及如何支配，只有赵某一人控制，其他人互不知情，更无监督可言，使公路工程款成为“一把手”随手可得的“私家存款”。再如，原广东省扶贫经济开发总公司总经理薛某，在单位搞“财务一支笔，用人一言堂，大权一把抓”，利用管理全省扶贫资金的职务便利，贪污扶贫资金2000余万元，挪用公款300余万元，并滥用职权以中心名义违法为多家公司向银行借款提供担保，导致许多贷款无法收回，造成恶劣影响。

再次，权力机关的监督和民主党派的监督等外部监督缺乏针对性。贪污贿赂案件多发高发的建筑工程、医疗卫生、金融证券等行业往往具有较强的专业性，非行内人士监督起来往往是不知就里、隔靴搔痒，无法进行有效监督。从我们接受的举报线索来看，有价值的线索往往是内部人员提供的线索，其它机关和人员提交的线索往往失之于泛，可查性差。

最后，司法监督大多属于事后监督，只是在出现贪污贿赂等行为后才介入，并不能提前发现提前预防，在事前监督开展的程序、内容等方面，规定不明确，积累的经验少。

缺乏监督已经成为各种贪污贿赂案件不断发生一个重要原因，我省近年来查处的大量商业贿赂案件表明，商业贿赂之所以在医疗、建筑、金融、土地、交通等行业领域盛行，除了这些行业具有高度垄断性的因素外，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对这些行业领域的重点环节、重点部位权力行使监督不到位。有的单位或部门对资金的运行或大宗交易监督缺位，导致犯罪分子有机可乘，大肆受贿；对国有资产和金融监管不力，造成管理部门人员大肆受贿，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在深圳盐田港特大贪污贿赂集团案中，被判处10年徒刑的原董事长刘定同有这样的忏悔：“我在单位从政以来，起初我一心一意把公司各项工作搞好管好，侍候好家庭和子女，当一个新时期的好丈夫。以后随着我的权力巩固，权力过于集中，缺乏制度对我监督，自己感到捞钱很容易，再加上平时不学法，不懂法，最终导致自己犯了罪”。

（三）惩罚因素

在打击腐败工作中，惩罚是最好防范的一种，是实现犯罪一般预防的重要手段，是体现社会关注的晴雨表。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强调：“全党同志一定要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但当前，在对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的惩罚机制上仍存在不尽人意的地方，某些地方对于查处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还存在一些模糊认识，个别地方、部门和单位的领导在惩治腐败的问题上态度不坚决，不能正确处理好惩治腐败与维护社会稳定的关系，将两者对立起来，追求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在对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的量刑处理上，也存在不平衡的情况，一方面一些职务犯罪分子与其他类型经济犯罪的罪犯相比，受到处罚较轻；另一方面，在不同地区对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的量刑幅度差别也较大。此外，由于纪检监察和检察机关人力资源有限，无法彻查所有的举报线索，打击犯罪的覆盖率小，更无法对职务犯罪的发生实施有效的监控，从而导致刑罚的预防功能降低、职务犯罪的成本和风险降低。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惩治贪污贿赂打击的主要对象是索贿受贿者，对行贿人的处理失之于宽。贿赂行为是不正当竞争、非法得利的主要手段，是造成权力寻租、市场混乱的一个主要因素。在许多案件中，行贿人千方百计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下水”，具有很强的主观恶意和社会危害性，如果不加大对行贿人的打击力度，不利于反腐败工作的全面开展。虽然查处行贿案件数量不少，但是与同期查办的受贿案件数量相比还有一定差距。

上述问题的存在增强了一些人犯罪的侥幸心理，甚至产生“痛苦一阵子，幸福一辈子”的思想，客观上存在边反边腐、边打边犯的现象。

          富阳律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