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上蒲岭村，位置偏僻，房租便宜，很多来自河南、安徽、贵州等省份务工人员住在这里，他们大多以拾荒、擦皮鞋、卖气球为生，也有几户人家上街乞讨。

　　但是，这个村庄被莫名冠以“乞丐村”知名，亲生母亲被质疑为人贩子、老奶奶带孙子被当作乞丐村佐证……

　　村里的本地人评价这些外来人员说：这些务工人员都是弱势人群，都有自己的工作，有自己的生活，有自己的自尊……

　　本网记者郭宏鹏刘百军

本网实习生范传贵

　　杨阿夭走了，带着一个不满4岁的儿子、两个前来过寒假的女儿，连同那个乞讨用的不锈钢碗，离开了福建省福州市。这一天是2011年2月14日，农历正月十二，情人节。

　　在丈夫身故一年之后，冲着福建的冬天比贵州老家温暖，杨阿夭抛下4个正在上学的女儿，背着儿子，来到福州市。如今，“偌大一个城市几乎已摆不下她一只破碗”，她的心彻底寒了。

　　心寒的不止是杨阿夭一个人。在福州市岳峰镇鹤林村蒲岭自然村———一个在几天前被扣上“乞丐村”帽子的村庄，村里的许多人正在为接下来的生计发愁。

　　“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连日来，这场轰轰烈烈的“微博打拐”不断演化升级。然而，在其背后，一群以乞讨为生存保障的公民，却感到“自尊受伤了”；更有许多以拾荒、擦鞋、卖气球等为业的低收入者被误伤，以致生计难保。

　　卖气球妇女牵出“乞丐村”

　　2月10日下午，杨小娟(化名)的丈夫早早地就收工回家了，她像往常一样，带上简易装备，牵着大儿子，走向鹤林公交站。“小的背着重，所以一般要等我老公回来带一个，我才出发”。

　　杨小娟是要去福州市区卖气球。2010年11月，老家贵州的稻子刚刚收割完，杨小娟就和丈夫带着两个孩子来到福州讨生活。“老公当搬运工一天能挣四五十元，我卖气球一天也能卖20来元。”杨小娟告诉《法制日报》记者，赚钱是为了回贵州老家供孩子上学。不过，她不知道的是，她早已被福州市一家致力寻子服务的公益组织盯上，因为她两次带着不同的孩子上街卖气球，而且时常打骂孩子。

　　已是深夜11时，因为公交车已经停开，杨小娟拖着疲惫的身子，拉着又困又饿的儿子，一路走回位于福州市三环外的蒲岭村。两名寻子志愿者紧跟在她身后。

　　刚到村口，杨小娟发现有人跟踪，于是上前与他们理论。志愿者们质疑杨小娟牵的孩子不是她亲生的，要求她出示出生证明或户口簿。杨小娟拿不出来，只能带着志愿者们进村证实。

　　然而，这样也未能取得志愿者们的信任，他们报了警。与此同时，其他两名卖唱儿童也被人跟踪。这个山脚下的破落小村庄，因其居住着大量外来人员，且主要从事拾荒、擦鞋、卖气球等低收入行业，又多有两个以上孩子，立刻被关注。

　　两天后，蒲岭村被冠以“乞丐村”、“乞丐部落”之名见诸福州当地媒体和网络，并附有多张图片。

　　“他们有生活有自尊”

　　2月14日上午，《法制日报》记者来到蒲岭村。村民老林一边推着自行车，一边不断地回头看记者。记者上前搭讪，老林获知身份后情绪异常激动，拉着记者往村里走，说：“来，要给我们村子正名啊。”

　　据老林介绍，蒲岭村被铁路和三环路分成上、中、下3部分。山脚下这块叫上蒲岭村，因为位置偏僻，房租便宜，且山上有柴可捡来烧，因此住了很多来自河南、安徽、贵州等省份务工人员，大多以拾荒、擦皮鞋、卖气球为生，也有几户人家上街乞讨。

　　“这几天几乎要把我们这个小村子闹翻了。”老林告诉记者，自打村子被曝光后，福州市公安局岳峰派出所即派出社区民警，联合村干部一起，对租住在该村的所有外来人员进行排查。排查中，警方发现村里20多个外来孩子没有相应的身份证明，于是决定对这些孩子与父母做DNA鉴定。

　　28岁的安徽女子胡静静听说有记者来采访，从丈夫开的修车厂里赶了回来。几天前，她的女儿在家玩耍时被人拍照上网，为此她丈夫至今还在和婆婆闹矛盾。“我们都是正常的家庭，幸福美满，丈夫自己开厂，我也在服装厂上班，公公婆婆专职在家带小孩，怎么会是乞丐？现在网上到处都是，邻居看了议论纷纷，老家人要知道了更会嘲笑我们。”

　　和胡静静一样遭遇的还有另外两户人家。64岁的张翠兰甚至因此气出一场病来，拿着刚刚做出来的CT片要记者“主持公道”。

　　“他们都是弱势人群，都有自己的工作，有自己的生活，有自己的自尊，辛辛苦苦地赚钱，不能这么欺负他们。”老林自称是热心肠，虽然是福州本地人，但实在看不过去。

　　经记者与福州市公安局岳峰镇派出所民警证实，蒲岭村20余名儿童的DNA鉴定结果显示，他们均为亲生父母所带，并非被拐儿童。尽管如此，这个“乞丐村”的伤痕仍难以抚平。

　　乞讨者不知出路何在

　　杨阿夭是记者在采访时遇到的唯一一个乞讨者。今天上午9时，她选择了带着孩子离开。

　　2009年11月，她的丈夫因相继患上了肾结石、尿毒症、肺炎不幸去世，留下40岁出头的她和5个孩子。在贵州老家，6个人吃饭，却只有她逝去的丈夫一个人有田地，苦撑1年后，杨阿夭带着3岁多的儿子来到福州，经老乡介绍住进了蒲岭村。开始时，她以擦鞋为生，但要养活5个孩子，还要供两个孩子读书，难以支撑。

　　不久后，杨阿夭带着孩子上街乞讨。据其弟妹介绍，由于杨阿夭没文化，且身子不灵活，乞讨时只是在面前摆个碗，不住地向行人磕头。因为这样无法照顾儿子，她有时便将儿子放在地上睡。

　　“她以后有什么打算呢？”记者问杨阿夭的弟妹。

　　“不知道。我们都不知道。”她拨着手指把头埋下去。杨丽花，这个刚满28岁的女子，有着和她嫂子一样的命运———丈夫患了传染性疾病卧于贵州老家，为了不让两个孩子被传染，她从贵州买了一个能够背着走的音响，不远千里来到福州，以卖唱为生。

　　“初中毕业，读书的时候就爱唱，现在只能靠这个生活。孩子没人帮忙带，出去的时候只能自己带着。”到福州才3个月的杨丽花，每天平均只有约30元的收入，只能维持基本生活和丈夫的医药费，至今仍欠着房东几百元的房租。

　　这是上蒲岭村里难得热闹的几个白天，但这种热闹背后，却掩藏着杨丽花、杨小娟们焦躁无比的心。“前几天是出不去，这几天是不敢出去，怕连累孩子，连累房东。这样下去，真不知靠什么生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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