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义乌市有着“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中小企业多，2010年末外来建设者达143万，远远超过了本地户籍人口74万。2007年以来，义乌市劳动力市场上接连出现了“跑长途”犯罪现象，即一定数量的农民工，以应聘为名，故意与招工企业发生各种劳资矛盾，结伙向企业强行索要钱财的行为。本文试以发生在义乌市的农民工“跑长途”案例为样本，对我国农民工组团强拿硬要犯罪现象及其成因进行剖析，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一、“跑长途”犯罪的典型案例

    2007年3月至11月，以刘某等人为首的一批外来无业人员时分时合地聚集在义乌市劳动力市场，以“跑长途”相称，假借应聘为名，结伙前往来义乌招工的外地企业。到企业后或在路上，故意以不报销车旅费、招待不周、工资偏低、发布信息与实际不符等为由，消极怠工、起哄闹事甚至围攻殴打，迫使企业支付人均数十元或数百元的误工费和车旅费以息事宁人。经查，刘某等人结伙先后在浙江省各市县和上海市、江苏省常熟市等地作案19起，非法获取财物18余万元。2008年5月22日，刘某等18人被义乌市人民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分别判处一年至两年零八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其余参加者被治安处罚或教育后释放。2010年11月至2011年4月，以陈某等人为首的一批外来无业人员如法炮制，先后到江苏、上海、安徽和我省各县市“跑长途”作案十多起，迫使企业支付人均150元至900元的误工费和车旅费。从媒体报道看，北京、上海、江苏、山西、福建等地也出现了大量类似义乌“跑长途”的农民工组团强拿硬要违法犯罪现象。如2004年以来，警方每年都要在南京市安德门劳务市场至少打掉一个“下工地”团伙，成员动辄数十上百人。^①

    纵观有关案件，农民工组团“维权”犯罪现象广泛存在于南方沿海省份的劳动力市场，直接危害地方的用工秩序，甚至影响到地方的经济发展。近年来，该类犯罪还有向内地劳动力市场蔓延的趋势。由于涉及到一系列的因素，该类案件又和通常的敲诈勒索、寻衅滋事案件有较大的区别，打击的手段和效果也不尽相同，值得深入的研究。

    二、“跑长途”犯罪的基本特征

    以义乌的“跑长途”案件为例，该类团伙犯罪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一）纠合型的普通犯罪团伙

    作为一种多数人的犯罪，“跑长途”人员结成纠合型犯罪团伙。相关人员以“跑长途”相称，参加人数少则十几人，多则上百人，都是外来流动人员，以失业、待业青年为主。内部存在一定的分工，核心成员只有几个人，骨干人员以此为主要生计，其余大多数是被引诱进来的。一旦有“活”，由少数为首者临时纠合一定数量的参加人员，具有交叉结伙和随机性的特点。一般来说，绝大多数参与者之间并无固定联系，一旦犯罪企图得逞，便自动解散。从办案情况看，团伙成员一般只相互认识2至6人。

    （二）“应聘—维权—谈判—获赔”的路径

    从行为方式看，往往通过集体“应聘—维权—谈判—获赔”的路径实现勒索财物的目的。

    1.应聘。团伙成员在平时混居于劳务市场周边的低档旅馆，在劳务市场门外“守株待兔”。有外地企业前来招工时，以老乡为纽带相互策应、集体应聘，强行挤上招工单位车子或自行结伙坐车前往。

    2.“维权”。这是整个行动的关键，有两个显著特征：（1）运用“集体发言机制”。这些农民工结成伙、抱成团集体应聘，一旦有人与企业发生冲突，便群起支持；企业声明辞退某人，便全体辞职；企业不支付赔偿金，则集体围堵工厂；公权力介入后，众口一词，以多对一，与企业抗衡。（2）非法“维权”。农民工在劳务市场上应聘时对企业提出的用工条件不提出任何异议，但是在路上或到应聘企业一两天内，就以工作条件差、伙食差、工资标准低或与应聘时与老板约定的不同等为由，制造矛盾，阻挠企业正常生产，直至企业不予留用，集体向企业索要“误工费”、“车费”等。

    3.谈判。可分为两阶段：一是向企业漫天要价、讨价还价。二是如果僵持不下则报警。双方在派出所或劳动监察等政府部门主持下协商赔偿费用。一旦调解不成，应聘者继续以受害者身份集体信访或找新闻媒体曝光，形成社会压力。

    4.获赔。一般来说，出于保护弱势群体和防范群体性事件的考虑，公安或其他政府部门往往将案件作为劳资纠纷进行调解和处置，让企业支付赔偿金息事宁人，并将“应聘者”遣返义乌市劳动力市场。

    （三）涉案人员可以分为四类

    从涉案的人员结构看，可以分为首要分子、积极参加者、追随者、围观者等四类，但角色处于动态变化中。

    1.首要分子。首要分子产生的方式及其在活动中发挥的作用不尽相同，有的借机纠合群众，借势策划指挥；有的带头闹事，煽风点火；有的是参与者中的一员，临时被人推荐、拥戴而出面指挥、谈判。总的来说，他们在犯罪经验、能力与个性上较他人占优，具有一定权威。

    2.积极参加者。这部分人参加“跑长途”次数较多，并有以此为业的倾向。他们虽然没有参与纠集和指挥，但他们在犯罪活动中积极响应为首者，参与破坏企业生产秩序，在现场喧嚣助势，呼喊口号，口头声援，在犯罪中起了推波助澜、扩大声势的作用。

    3.追随者。这部分人主要是“新手”，对“跑长途”抱着羡慕、好奇、尝试的心理，偶尔跟在老手们后面“分一杯羹”。他们一般不直接推动犯罪进程，但对团伙行为的意向和目的的追求，具有共同的认识。

    4.围观者。这部分人主要是真心求职者，无意中卷入“跑长途”犯罪。他们不是犯罪团伙的成员，没有参与犯罪的动机，但在“维权”过程中，或抱着同情支持的态度，或出于好奇围观，客观上助长了团伙犯罪。

    以上是涉案人员的大体分类，具体到每个涉案人员，属性又会随着参与次数的增多、犯罪心理的变化而变化。以围观者为例，有可能从最初无辜卷入转为加入实施犯罪，继而成为团伙犯罪的积极参加者、骨干，有的甚至成为团伙的核心。

    （四）组织化程度不断提高

    早先的农民工“跑长途”行为还具有偶然性、临时性，但随着犯罪次数的增多，犯罪团伙从规模到等级分工、协作能力、暴力倾向等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加强。

    1.团伙规模的扩大化。通过为首者的示范和参加者的模仿、宣传，尤其通过由老乡带老乡、以大带小、以老带新的方式，相关的团伙发展迅速，规模由数人扩展为十数人、数十人，甚至百余人。

    2.等级分工的明确化。多次犯罪得逞后，团伙内部逐渐出现等级分化和分工。那些在犯罪经验、能力、个性、人脉资源上有优势的成员逐步树立起权威而成为团伙核心，还发展出“抽头”等现象，打破了原先团伙成员间的平等关系。如义乌市首个“跑长途”团伙在被抓获前的最后一次犯罪中，上海某企业赔偿给每个应聘者250元，在返程时张某等为首者以补偿手机费等为由，向其他参加者每人收了10元的“谈判费用”。偶有不肯上交的，便以言语恐吓。

    3.协调行动能力的提高。从把握犯罪机遇看，“跑长途者”最初是在劳务市场上等待招聘大量农民工的大企业，以使足够多的人被同时聘用。几次得逞后，农民工开始结伙强行挤上招工单位的车子，逼迫企业全部带走，或者根据招聘企业的联系方式和厂址，自行组团前往。更有甚者，先由几名农民工随招聘人员去企业干活，然后电话联络接应“团队”集体前往应聘。另外从犯罪成员配合默契度的提升、犯罪频次的加大、索要赔偿金额度的不断加码看，也都体现出犯罪主动性、计划性、协调性的提升，危害性日益突出。

    4.暴力倾向加剧。从整体来看，相关的犯罪行为主要通过“非暴力”手段实现，但从来就不缺乏暴力的倾向性。犯罪团伙主要利用企业息事宁人的心理，一旦处置不当，便引发打砸、斗殴行为，甚至引发群体性事件。如2007年7月，彭某等人纠集100多人租车前往来义乌招工的磐安某公司，先后与该公司保安、当地派出所民警和护村队员发生冲突，二、三十名“跑长途者”手持钢筋、砖头、竹竿破坏公司设施，并随意殴打周围群众，造成多人受伤。从全国的情况看，有些团伙已经发展到犯罪集团的程度，暴力化倾向相当突出，更有发展成为黑、恶势力的可能性。如2004年，南京雨花台警方曾打掉一个还涉嫌抢劫、轮奸、聚众斗殴、诈骗等多项罪名的“下工地”犯罪团伙。

    三、“跑长途”犯罪的对策

    “跑长途”犯罪是我国农民工犯罪的一种特殊类型，我们要在加大打击力度、减少农民工失业率、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等方面最大限度地控制和减少此类犯罪。

    （一）准确把握行为性质，加大对违法犯罪的打击力度

    1.深入研究，统一对案件的定性认识。在办理“跑长途”案件中，义乌市公检法部门对案件定性形成了较为一致的意见。（1）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理由是：从主观目的看，“跑长途者”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动机明确，职业化特征明显；从客观方面看，其针对生产秩序采取了“强拿硬要”行为，不能因为国家机关被蒙蔽和欺骗后的调解行为而改变法律性质；从客体上看，“跑长途”行为虽然对他人财产利益构成了侵害，但是其社会危害性主要表现在对企业生产、劳务用工等社会秩序的破坏上；从刑罚效果和司法效率看，如果定性为敲诈勒索罪，犯罪数额应以索得财物的总额计算，按照共犯理论，那么众多参与者都将被课以重刑。而众多被害企业没有报案、用工手续不齐全、赔偿金额没有登记等也将导致犯罪数额等证据难以核实。（2）在打击面和追诉标准上，将“跑长途”次数的多少作为衡量犯罪情节是否严重，继而是否构成寻衅滋事罪的主要依据。严格控制打击面，准确把握区别对待、宽严相济等刑事政策，对参与三次以上的为首者和骨干追究刑事责任，而对于大多数追随者以教育为主，不予刑事追诉。

    2.加强地区和部门间协作，形成打击合力。（1）加强区域间基础工作的衔接。增强犯罪情报交流、破案侦查等方面的合作，从而实现对犯罪团伙“打流窜、打地域、打根源”的彻底性打击。如行为地公安机关发现农民工涉嫌恶意“维权”、寻衅滋事等违法犯罪的，应通过信息通报等方式告知流动人口暂住地和户籍地公安机关，而不是一放了之。（2）加强有关部门间在信息交流、查控犯罪团伙线索、案件移送等方面的协作。例如劳动管理部门在处理劳资纠纷案件中发现农民工涉嫌恶意讨薪的，应通知公安机关备案审查，对于涉嫌犯罪的，劳动管理部门应中止审理并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3）刑事司法部门要加强沟通和配合，统一对犯罪构成和证据标准的认识，并通过检察机关提前介入等方式确保案件质量。如义乌市公安局在刑事拘留陈某等36名犯罪嫌疑人后，立即向义乌市检察院通报案件情况。义乌市检察院侦查监督科随即成立专案组，提前介入引导侦查，在案件定性、事实认定、证据固定等方面与公安机关进行协调配合。在公安机关将案件移送审查逮捕后，专案组加班加点，6日内对陈某等36名犯罪嫌疑人作出批准逮捕决定。

    （二）增强人口流动的有序性，减少农民工失业率

    失业等经济方面问题是农民工“跑长途”犯罪的最重要因素。减少人口流动中的自发性和盲目性，缓解流动人口就业压力，是减少因此而遭受困难、挫折诱发违法犯罪的重要措施。

    1.强化地区间劳务协作。我国人口流动的主流是贫困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大中城市、沿海发达地区转移和流动，流出地和流入地都较为集中。流出地和流入地政府要加强沟通与协作，提高人口流动的目的性和计划性。流入地政府要充分做好市场调研，及时将用工需求情况向流出地政府通报，流出地政府按需培训并引导、安排农民工的流动，从而提高劳务输出的组织化程度和有序性。

    2.进一步细分人力市场。经济建设离不开不同类型的人力资源，通过搭建平台，引导不同层次的人力资源进入不同的市场，有助于分散人流、规范市场、促进就业。目前我国流动人口需求量大的地区都建有人才市场和劳务市场，对不同层次的人力资源进行分类管理，前者以大学毕业生为主，后者以农民工为主。与人才市场的规范有序相比，劳务市场普遍存在人多、交通拥挤、违反城市管理规章的行为多、打架斗殴等违法行为经常发生等问题。外来农民工的成份复杂，最明显的区别是“一技之长”和普工之分。建议进一步细分劳务市场，一方面建立“劳动力技术市场”，把来自各地有一定技术的农民工集聚在这里。另一方面，整合城区及城郊结合部自发形成的劳务市场，扶持建立普工劳动力市场。不同的人力资源进入不同的市场，不仅方便了雇佣双方，也能分散人流，有效解决人多、拥堵、杂乱等问题。

    （三）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推进农民工融入城市

    从义乌市“跑长途”团伙犯罪来看，除少数为首者外，大部分参加者主观恶性小，犯罪动机简单，随机性大，模仿性强，案发后表示后悔的占80%以上。如果他们享有充裕的社会资源、公平的社会待遇和基本的生存条件，农民工参与犯罪率必将大大下降。在统筹城乡发展的背景下，近期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关键在于维护农民工的经济权益与安全权益，如明确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权，落实农民工的教育培训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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