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长期工作在司法系统，善于把握中国体制内外的特性，做出更有益于法治进程的沟通。在一系列司法纠纷中，他以理性的声音、娴熟的诉辩技巧和建设性的态度，体现着中国律师的良知与操守。从25年前浙江省政法委书记的秘书，23年前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前程大好的年轻官员，到今天京衡律师集团的董事长、2011年浙江省党员律师标兵，陈有西的人生变化巨大。不变的是他对司法公正的不懈努力和追求。

从25年前浙江省政法委书记的秘书，到今天的知名律师、党员律师标兵，他的一生变化可谓巨大。但是，不变的是他对司法公正的不懈的努力和追求

本刊记者/滑璇

2011年秋天，北海律师团邀请陈有西前去助阵时，他犹豫了。所里有的律师觉得不妥，劝他不要去旁观，以免惹麻烦。但思忖之后，陈有西还是赶去旁听了庭审。这位因李庄案第一季庭审一战而红的律师，近年来活跃在众多公共事件之中，为刺死城管的小贩夏俊峰做死刑复核辩护，持续点评介入“钱运会案”中的浙江村长之死……

11月24日《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京城俱乐部见到陈有西，他刚坐了一夜火车，身边还带着行李。上午十点到下午两点，他分别与两拨当事人见面，和中国改革论坛——“探究建设性改革路径”的主办方会谈，期间手机响个不停。56岁的陈有西脸上已有不少细密的皱纹，整洁的西装、打得一丝不苟的领带，无法掩盖辗转奔波的疲惫。陈有西说，同时代理、辩护的七八个案子几乎都要亲力亲为，“有些当事人一定要我亲自做，我去，法院会比较重视。”

“我在体制内的时候，对律师也看不起”

从浙江宁海小山村里走出来的陈有西，31岁便已成为时任浙江省政法委书记袁芳烈的秘书。此前三年，他几乎一年上一个台阶。1988年，陈有西随领导调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任院长秘书。当时很多人觉得，这个个头只有一米七左右的小伙子未来仕途将不可限量。

一路平步青云的陈有西抱着同样的心思，一心想在体制内发展，哪里想过将来会去转行做律师？更何况20年前的律师不过是法庭上的鸡肋，除非能够找出关键证据、提出有力辩护理由，否则律师对法官、对判决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说句真心话，我在体制内的时候，对律师也看不起。特别是在高院，很多案子律师辩不辩不影响我们的判断。”回想起做法官的日子，陈有西觉得，那时司法腐败并不严重，错案无非是法官错判了证据或者对工作不负责任。

在法院任职期间，陈有西考进北大高级法官培训班。他常常主动打车接送老师，借机取经，不知不觉间认识了罗豪才、应松年、姜明安等一大批行政法学界响当当的人物。而他对公权力的反思，更让同为宁波老乡的行政法学泰斗龚祥瑞先生大为欣赏。“他当时觉得，法院的干部还能有这么多的民主思想，很不错，以后还可能当上大官，所以对我有很大期望。”据陈有西回忆，龚老很希望他能帮自己实现未竞的法治理想，并在临终前把生平传记托付给这位非正式门生，嘱咐他将来一定要在中国大陆出版这本书。

在北大学习一年，也让陈有西的思想有了较大起伏，至少他想明白了，人生不只当官一条路。“北大（法学院）很多学生首先选择出国，其次到企业做高管，第三做律师，第四才选择做法官。北大出疯子嘛！”说到这里，一向表情严肃的陈有西难得地笑了笑。

走到体制外

陈有西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由于在一场颇具争议的事件中两次上书表达个人观点，自己在高院的岗位上沉寂七年，再也没有得到提拔的机会。直到1995年，40岁还没当上厅级干部的陈有西，半负气半无奈地选择了辞职。

由于没有律师资格，陈有西先做了几年研究、教学工作。1999年取得律师执照后，决定凭借一技之长到律师行当里打拼一番，养家糊口。

从省高院院长秘书到初出茅庐的律师，陈有西经历了人生的重大转变，感受到了体制内外的巨大差异。“以前下去，打个电话，县长、县委书记都来看我，法院院长肯定过来汇报。一出来什么都没有了。”除了巨大的心理落差，生计也着实让他头疼。“做了16年的政法干部，家里只有2000块钱，生活都很困难。”不过12年后的今天，陈有西一手创办的京衡律师集团年收入已达数千万元。钱，早已不是问题。

作为一个涉足刑辩领域的律师，陈有西的工作往往和公安、检察机关“作对”，但他仍得到了对手们的认可。浙江某地区检察院反贪局局长的家人涉嫌受贿遭到公诉，这位局长马上想到了陈有西，请他这个法庭上的“死对头”为家人辩护。

一位在检察系统工作的朋友曾经打来电话：“陈有西，你又在哪里说我们刑讯逼供了？” 陈有西模仿着朋友的口气向《中国新闻周刊》讲述这段轶事，“不过后来我批评他们了，说这个律师我了解，他说你们刑讯逼供你们肯定刑讯逼供了。”

从80年代初期的公安机关预审人员到如今名利双收的执业律师，陈有西近30年的职业生涯见证了中国法治环境的发展和律师业的成长。他认为，现代社会中律师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老百姓能看出案子有问题、有冤枉，但律师能告诉老百姓冤在哪里，并且告诉他们应该怎样纠正”。律师的理性分析加上媒体的持续关注，案件的来龙去脉、青红皂白立刻呈现在公众眼前。虽然上述二者偶尔会对公众舆论造成导向性影响，甚至压迫、绑架司法判决，但在陈有西看来，这种舆论监督还是必要的，“因为舆论放开，各种观点都会出来，反而有利于法院冷静下来进行判断”。

建设性看待公权力

“改革开放的30年，法律启蒙刚开始，从公权力主导逐渐走向民权对公权的制约，第一代律师肯定是拓荒者。”陈有西说，在担任省政法委秘书期间，每天都有大量信访信件寄到省委，他的一项工作就是把它们“一封不落”地拆分转办。“我始终认为老百姓苦难很多，很多苦难来自于权力不公。”一直以来，陈有西本着“眼睛朝下看”的原则为处在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出庭代言，有时甚至是免费代理、辩护，“我自己本来就是农民嘛，他们的生活我很了解。”

但同时，在体制内待过多年的陈有西对公权力始终抱着一种积极的、建设性的态度，“我觉得应该以对话合作的方式来完善管理政府、完善公民权利。”他认为，以建设性的立场做事，哪怕提出批评意见，官方也不会太反对，“这就好比一个我很喜欢的女孩子，但她脸上有泥巴，我去给她洗洗，抹一点化妆品弄得漂亮一点，这个女孩子知道是为她好，不会恨我的。”

对待那些侵犯了公民权利的公权力机关，陈有西往往先礼后兵。与很多律师接到案子就直接起诉、与媒体联动不同，陈有西经常先到行政系统内部进行申诉，为行政机关留足面子，如果申诉没有成效，才到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宁波大榭岛案便是如此，行政诉讼还没有终结，省政府便撤销了原本的错误决定，诉讼目的也就达到了。重庆李庄案中，陈有西一方面为李庄做无罪辩护，一方面肯定重庆的打黑政策及司法进步，让案件双方都无法否认其就事论事的客观态度。李庄案后声名鹊起的陈有西虽然常在网上发表各种评论性文章，但从不接受外国媒体采访，即便偶尔接受邀约，也一定亲自撰稿，且须原文刊登，不得删改。这种谨慎的态度，为自己减少了不必要的麻烦，也赢得了体制内的认可。2006年陈有西被评为杭州市司法局系统优秀共产党员，2009年被评为浙江省模范党员律师。

陈有西将其行事作风归因于体制内的多年打拼和卑微的农民出身，“我能够站在当权者的立场上思考问题，也能站在老百姓的角度思考问题。没有一个律师像我一样，在公安、政法委、法院这些刀把子部门干了16年。但我又出身自最可怜的农民，我真的了解这个阶层。”

前不久，陈有西到西北大学演讲，并提前把讲稿公布在“陈有西学术网”上。谁料讲座时话筒不响，投影也不亮。事先看过讲稿的校长一下火了，直接命令视听室打开全部设备。

“西北大学是我的一场保卫战，我如果在那儿上不了讲台，在全国其他大学也上不了讲台。但现在，全国畅通无阻。”说到这里，陈有西双眼发亮。明年1月初，他还将作为律师界代表，在中国法学会与最高法院副院长张军等人同台演讲。或许，这是对陈有西作为一个主流法律实践者的某种肯定。 ★

陈有西，京衡律师集团董事长兼主任，一级律师。曾先后在浙江省公安厅、浙江省委办公厅、浙江省委政法委、浙江省高级法院任职。1999年后，成为专职律师，是重庆“李庄案”第一季辩护律师。2006年被 评为杭州市司法局系统优秀共产党员，2009年被评为浙江省模范党员律师。

“我能够站在当权者的立场上思考问题，也能站在老百姓的角度思考问题。没有一个律师像我一样，在公安、政法委、法院这些刀把子部门干了16年。但我又出身自最可怜的农民，我真的了解这个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