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8月27日第三次审议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新草案在被害人救济、当事人举证期限、小额诉讼等方面都作出了新规定。

　　这些新规是否适合司法实践？基层法官、检察官有何看法？《法制日报》记者今天对北京、江苏、湖南等多地司法机关进行了采访。

　　案外人权益受损或可获救济

　　司法实践中，恶意诉讼、虚假诉讼日益增多，纠纷当事人借助虚假陈述甚至伪造相关证据材料，以达到侵害案外第三人利益的目的。基于这种背景，草案增加了对案外被侵害人的救济程序。

　　“这是一个很大的亮点。”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亚运村法庭庭长俞里江表示，针对生效法律文书错误损害案外人权益的情况，目前的立法及司法解释主要通过再审程序解决。对于案外人而言，草案新规相比再审程序存在两点差异：一是适用一般立案规则可能比适用再审立案规则审查标准相对低，程序上更为便捷；二是按照草案规定的诉讼规则，适用二审终审，审查上可能更为全面。

　　为了让新的救济程序在实践中更具可操作性，俞里江建议草案增设相关配套规定。比如应当规定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规定原审判组织的回避，明确6个月时效可以中止、中断等。同时，虽然草案规定的一般诉讼救济程序与再审程序的启动条件存在差异，但是在同时符合启动条件时，对当事人能否选择适用程序以及如何并用问题，也应当予以解决。

　　无理逾期提供证据或将受罚

　　听闻草案提出“完善当事人举证期限”时，江苏省无锡市北塘区人民法院民二庭副庭长莫燕的反应是，“这是立法机关对基层法院多年司法实践困惑频频的回应”。

　　莫燕告诉记者，尽管举证规则规定申请证人出庭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10日前提出。但当事人往往在庭审开始前才告知法庭：今天有证人出庭，就在法庭外。碰到这种情形，法庭一般都会同意证人出庭作证。

　　她介绍说，民事审判强调案件客观真实。

　　虽然举证规则规定，当事人申请法院调查案件事实的，不得迟于举证期限届满前7日，但即使确定了举证期限，如果当事人之后申请法院调查，法院为了最大可能查明真实情况，往往不会以超过期限为由驳回当事人的调查申请。

　　对于草案中建议“对当事人逾期提供证据的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根据不同情形予以训诫、罚款”的规定，莫燕认为要更审慎一些。因为民事纠纷中采取训诫、罚款的手段容易加剧当事人的矛盾，不利于调解。她建议，立法上应当进一步明确：在何种情形下，经法庭释明后，逾期提交的证据将不予采纳。

　　小额速裁标的额与工资挂钩

　　当前，全国90个基层人民法院正在开展小额速裁试点工作，案件标的额多少可适用小额速裁，是各地争论最激烈的问题之一。之前草案规定为“人民币一万元”，新规为“上年度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30%以下”。按照2011年度工资水平，30%相当于1.2万余元。

　　“适当提高小额速裁标的额是科学合理的，在实践中也是可行的。”小额速裁试点法院、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民一庭副庭长唐贤茂说，目前，外国适用小额速裁的标的额没有高于人均年收入21%的，但从我国民众“厌讼”的传统和试点法院的实践看，过低的标的额将导致小额速裁程序虚置。

　　对于“发现案情较为复杂的，可转为普通程序”的规定，唐贤茂表示赞同，但他提出，为避免滥用程序转换、影响审判效率，建议对决定程序转换的主体、是否需要重新立案、举证期限如何计算、当事人异议成立的条件等作出明确规定，以确保程序转换运作有序。

　　“鉴于小额速裁案件的争议事实比较清楚，法律关系较为单一，应贯彻立审执‘紧密衔接’原则，由速裁法庭负责立案、审理与执行，确保当事人合法权益得到快速实现。”唐贤茂建议。

　　赡养费再审可不中止执行

　　草案规定，“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决定再审的案件，裁定中止原判决、裁定、调解书的执行，但追索赡养费、抚养费、抚育费、抚恤金、医疗费用、劳动报酬等案件，可以不中止执行”。

　　“该条文体现了法律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怀和保护。”江苏省吴江市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长柳献东介绍，申请执行追索赡养费、抚养费等案件的申请与当事人往往是老人、小孩、病人，案件一旦中止执行将影响他们的养老、看病等民生问题。即使在后来的再审中被改判，因为该类案件大多标的额较小，方便执行回转，也不会给对方当事人造成太大的损失。

　　针对草案列举了可以不中止执行的情形，柳献东认为，会存在列举不详尽的问题，因为立法总是滞后于现实生活。他建议，在列举的同时制定一个由审判委员会决定的兜底条款，如“经再审法院审判委员会决定的不中止执行的其他案件”。

　　赋予民行检察人员核实权

　　本次民事诉讼法大修，三次审议稿中，一二审稿都曾规定：检察院因提出检察建议或抗诉需要，可以查阅法院诉讼卷宗，向当事人或案外人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可三审稿仅保留了“向当事人或案外人调查核实有关情况”。

　　对此，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检察处处长许永俊表示，检察机关调阅民事案件的卷宗问题，虽然争议多年，但是“两高”经反复研究已经达成共识，并于2011年6月联合出台文件规定，检察机关可以调阅审判案件卷宗，司法实践当中也是这样操作的。

　　至于草案此次对调卷或阅卷未作明确规定，他将之理解为一种“立法技术处理”。“但如果有人将这条规定误解为检察机关没有阅卷和调卷的权力，并以此为理由予以拒绝，必将带来民事检察工作的倒退。”

　　许永俊解释说，在我国，卷宗是记录庭审行为的核心载体。通过阅卷，检察院才可能充分了解案情，因而阅卷和调卷是检察院法律监督的重要手段，这一点必须明确。

　　至于草案明确赋予民行检察人员调查核实权，许永俊表现得十分高兴。他直言，没有调查权就会给查清事实造成很大阻碍，有些案件就只能作不抗诉处理。“当然，这个调查取证权必须服务于履行法律监督的职能。”

　　本网北京8月29日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