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现阶段对被害人权利保障存在的问题。虽然被害人在法律上享有许多权利，但在司法实践中被害人的权利却很少受到关注。表现在：（1）在侦查阶段，热衷于犯罪证据的收集，而对赃款赃物的追缴与返还不感兴趣；强制被害人如实陈述，而不顾及其被害人隐私的痛苦心理，反复询问（尤其是强奸、抢劫、绑架等严重暴力性案件），使其心理创伤长期不能平复；出于所谓的保密需要对诉讼进展情况守口如瓶，妨害了被害人的知情权，增加了其对人身安全、诉讼前景的担忧等等。（2）在诉讼期间权利未能得到保障。如在审判阶段，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法院至迟在开庭三日以前传唤当事人，对于被告人的权利司法机关都能予以充分保障，但是对于是否通知被害人出庭很多法院的做法具有很大的随意性，不通知或很少通知被害人出庭，甚至被害人不出庭已是正常现象，法庭也未设置被害人席；被害人的陈述仅是作为证据的一种，对被害人仅是视为证人而非看作诉讼当事人。宣判后，法律虽然规定被害人有权在法定期限内收到判决书，但在实践中，对未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被害人一般未发放判决书，这给被害人行使抗诉请求权带来很大障碍。（3）物质损失难以得到赔偿。由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本人不愿意赔偿或者愿意赔偿但客观上无能力赔偿，或者由于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自身的因素，使得绝大多数被害人事实上得不到物质赔偿。（4）精神伤害得不到抚慰。在司法实践中，由于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注意方法策略、时间环境、行为方式等，对被害人或者反复询问，或者欺骗哄吓，使得被害人的精神伤害不仅得不到安慰，反而对被害人的人格、名誉造成进一步的精神损害。④这种不良司法状况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被害人地位的工具化。

2.对现状的反思。回顾近年来我国刑事诉讼的关注热点，基本上都指向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人权。我国刑事诉讼领域有一个十分时髦的提法：“与强大的国家专政机关相比，被告人明显处于弱势，对被告人必须予以充分的保护”。于是乎，犯罪嫌疑人是否会受到非人道的审讯，被告人出庭时是否会穿着带有“某看守所”字样的背心，罪犯被长期囚禁时能否与配偶同居，被依法执行死刑的罪犯是否具有生育权等等都被提及，可谓关心得细致入微。不能否认，被告人相对于司法机关确实是弱势的一方，但是，被害人相对于犯罪人而言，被害人也是弱者。有相当一部分被害人在遭受犯罪侵害以后，身体严重残疾，健康无法恢复，经济失去来源，医疗费用没有着落，基本生活难以维持，内心的痛苦无处诉说。尽管被害人具有被告人所没有的人身自由，但是，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没有金钱而又没有劳动能力的自由也许是比失去自由还要不自由。这种偏颇的做法是到该得到纠正的时候了。我们应该认真对待被害人的需要，应该认识到对犯罪行为作出反应不仅仅是政府的责任，同样也需要社会公民对犯罪行为有自己的反应，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可以为刑事案件的处理提供更灵活有效的解决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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