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现行刑法中，真正属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规定只有一个条款，即《刑法》第49条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的十八周岁的人和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这一情况表明，在我国刑法中，除了死刑以外，其他的刑种都可以适用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这种立法模式，对保护未成年人的权利而言，具有以下缺陷：

（一）刑罚设置的价值取向不明确

我国刑法在未成年人犯罪立法的指导思想上，虽然一直关注着“教育，预防，挽救”的方针，但在具体的制度规定中体现不多。现行立法一直是把未成年人作为成年人群中的特殊人群来对待。在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并没有把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区别对待，给予未成年人特殊的刑事法律地位。

（二）刑罚设置的种类，幅度和方式不科学

一是在以自由刑为中心的刑罚体系中，对适用于未成年人的自由刑限制很少，重刑种对未成年人犯罪全部适用。凡是成年人领域的重罪，在未成年人犯罪领域自然也被推定为重罪。

二是缺少阶梯结构的刑罚。如果说我国刑法对刑罚设置总体上具有一定的阶梯结构的话，那么在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设置上该阶梯结构并没有发挥作用。从主刑到附加刑，只规定有“不适用死刑”，而对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等都没有涉及，似乎对未成年人犯罪，只要保全其生命，其他都可以与成年人犯罪相提并论，这显然是不科学、不合理的。

三是规定得太笼统，缺乏可操作性。在刑法中，只第十七条笼统的规定对未成年人犯罪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而对哪些情节是应该从轻或减轻的情节，以及如何从轻或减轻处罚都没有具体的规定，缺乏可行性操作。

（三）刑罚功能的有效性差

在我国刑法中，刑罚是在行为的犯罪性被确定后而本能作出的，它属于制衡犯罪的一种工具，是出于社会防卫的需要，但却较少关注刑罚对犯罪人适用的程度应该有所不同。

第一，漠视未成年人的认识能力和控制能力较成年人要差的情况，以及刑罚适应能力自然也差的特点。第二，忽视未成年人在生理和心理变化过程中犯罪具有一定的自然性、随机性，不完全都象成年人犯罪那样具有明确的反社会性和目的性的特点。

最高人民法院2006年《关于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1条第2款规定：“对未成年人罪犯的量刑应当依据刑法第61条的规定，并充分考虑未成年人实施犯罪行为的动机和目的，犯罪时的年龄，是否初次犯罪，犯罪后的悔罪表现，个人成长经历和一贯表现等因素”，这一规定在注重罪刑相适应的同时，也区别了未成年人的个别情况，体现了刑罚的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相结合原则，但在刑法立法中却没有这样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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