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法大学弑师案引发设立“终身监禁刑”讨论

　　中国政法大学学生付成励“弑师案”已经尘埃落定。

　　10月20日，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法院认定付成励构成故意杀人罪，鉴于其有自首情节，且既往表现良好，对其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付成励选择不上诉，检察院也未抗诉。付成励在整个宣判过程中只说了一句话：“我自己的辩护意见怎么没写进判决书里去？”

　　他的辩护律师随后向媒体透露，付成励的辩护意见包括“报警的本意不是自首”，“希望判处死刑立即死刑”，以及“关于教育改造，这个改变不了我，我今天的态度，就是以后的态度”，有些一心求死的意味。

　　公诉方和他的辩护律师都曾表示，付成励的态度是，承认杀人，但不悔罪。他认为死者程春明“潜规则”了自己在读研究生的女友，最终导致女友与自己分手，程春明的行为不配作老师，他要“杀一儆百”。并表示如果他能出来碰到此类事情他还会这样做。

　　付成励更应被判终身监禁？

　　北京市检察院公诉一处负责对付成励提起公诉，该处副处长王新环告诉《法制日报周末》记者，尽管最初提起公诉时，检察院认为“不宜从轻判处”，但考虑到付成励有自首情节，判处“死缓”是得当的，正是出于这个考虑最后检方没有抗诉。

　　在中国，一般情况下，只要在死缓的两年内不再犯法，就可以减为无期徒刑，如果服刑期间表现良好，还可减为有期徒刑。

　　那么，被判死缓，对于付成励来说，就基本等于活下来了。

　　付成励的辩护律师认为，从犯罪人格角度看，付成励属于被动攻击性人格，他日常行为表现与常人无异，甚至可能比一般人更能忍让，但内心具有攻击性，当消极的社会条件达到无法容忍的程度，就会强力反击，不计后果。

　　这也是一些人对付成励的担心，因为从他目前的心态来看，一旦死缓减刑后出狱，遇到类似事情，类似血腥的场景可能还会在另一个“程春明”身上发生。

　　也正因为如此，清华大学教授张建伟认为，付成励虽有自首情节，但不“悔罪”，他对社会的危害性还并未消除。“考虑到他是大学生，且既往表现良好，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终身监禁刑的存在，对付成励来说是比较合适的，这样能减少对社会的危害性。”张建伟说。

　　“付成励有预谋地在教室残忍杀害老师，罪行极其严重，论罪应当适用死刑。法院综合考虑案件性质、危害性和全案情节，特别是考虑到当前我国严格限制死刑适用的政策，最终对付成励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我认为这一量刑是基本合适的。如果我国有终身监禁刑，恐怕法院会考虑对其适用的。”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会长赵秉志接受《法制日报周末》采访时表示。

　　令人欣慰的是，付成励最后对程春明的妻子韩阳发自内心地说了声“师姐，对不起”，付的辩护律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这是他们接案以来最欣慰的一刻，“因为保住他的生命不是我们的惟一目的，如果不能拯救灵魂，那么留给社会的依然是一个血腥的场面和对人心造成的冲击”。

　　终身监禁刑的“威慑”和“安抚”作用

　　程春明的妻子韩阳在审查起诉阶段就表示放弃赔偿请求，理由是付成励是个学生，没有收入，家里又拮据。在对付成励的判决出来后，韩阳也并未有过激表现，只说结果跟自己预料的一样，希望事情能尽快过去，因为生活还在继续。

　　但并非所有的被害者家属都像韩阳一样“平静”。

　　最高人民法院刑五庭法官张明告诉记者，在他处理的案件中，有些被害者家属出于“杀人偿命”的想法要求判处罪犯死刑，法院做工作后，有被害人家属表示即使不判死刑也要终身监禁。

　　对于被害者家属的这种心态，死刑复核律师孙中伟也深有体会，在他代理的死刑复核案件中，80%的被害者家属都强烈要求判处罪犯死刑。

　　然而，从2007年1月1日起，最高法院正式收回了死刑复核权，开始大力推行“少杀慎杀”、“宽严相济”等刑事政策。加上我国存在减刑、假释制度，导致一般情况下死缓实际执行刑期在有期徒刑14年以上24年以下(不包括判决前羁押时间)的徒刑，而无期徒刑实际执行刑期在有期徒刑12年以上22年以下(不包括判决前羁押的时间)。因此，最终导致了“生刑过轻，死刑过重”的情况。

　　对此，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安东曾公开建议由终身监禁取代无期徒刑，他认为应该设立终身监禁，使无期徒刑真正无期化，使其名副其实地成为介于有期徒刑与死刑之间的一个刑种，这样除了震慑犯罪分子，对被害人家属也是个安慰。

　　增加终身监禁刑还是改良现有刑罚体系

　　不过，在张明看来，增加终身监禁刑并非是当前中国的最佳选择。他认为增加终身监禁刑的确能够改善生刑死刑相差太远的问题，并能“安抚”受害者家属，但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这并非最佳选择，因为这势必需要配备相应的监舍、看押人员、饮食供应，会增加相应的财政支出，而且终身监禁刑意味着没有恢复自由身的可能，不利于罪犯改造。

　　“相对于增加新的刑种，我更倾向于完善现有的无期徒刑，比如可以设置若干年内不得减刑、假释的无期徒刑。而对于那些已经不至于再危害社会的犯有重罪的罪犯，经过较长时间的关押后，也可以考虑将其释放。”张明告诉记者。

　　但赵秉志认为，仅对现有的无期徒刑进行严格减刑和假释的程序改造是不够的，还应该从实体上规定在一定期限内不得减刑、不得假释的终身监禁刑，以此来适应惩治严重犯罪的需要。

　　不过，赵秉志不支持绝对不可减刑也不可假释的终身监禁刑，因为这“违反人道，也断绝了服刑罪犯改恶向善的出路，因而不科学也不可取”。

　　孙中伟则对终身监禁刑持坚决反对态度，他认为中国刑罚判处一个人终身监禁就“相当于承认有的罪犯永远不可改造，但理论上任何上都具有改造好的可能性；而且被判终身监禁的罪犯本人及家属就会因此绝望从而敌视社会”。

　　在孙中伟看来，之所以有人认为“死缓”判决力度不够，是因为当前中国的减刑、假释比较随意。他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有效手段是增加有期徒刑的年限，“但是，一定不能判他终身监禁，要给他一个万分之一的希望，这样罪犯就会尽全力去改造，也能缓和罪犯家属反社会的心态”。